中评社北京6月28日电（记者 郭至君）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剑不久前出席由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在北京举办的“‘两制’台湾方案探索的现状与特点”为主题的思想者论坛时指出，中评社是台湾问题研究与传播领域独特且有国际性影响力的平台，是拨动两岸关系脉搏的平台，是紧跟两岸统一进程的平台。《“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初论》一书是中评社的一大新贡献，这些文章对决策有且已经发挥了启发作用，对台湾问题与国家统一的战略传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相信这本书的阅读面会是非常广泛的。

郑剑指出，两岸统一问题的研究讨论和交流，始自如何统一即——统一方案，退至为何要统一。以2019年习近平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座谈会上正式提出两岸民主协商“两制”台湾方案为标志，现在又回到如何统一及统一方案问题了。这本身就是两岸关系和祖国统一进程的一个进步，是谓螺旋式上升。目前关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讨论，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相关热烈讨论，乃至五六十年代的密使式讨论，到底上升在哪些方面？我们在研究探讨的指导思想上应该把握一些什么样新变化？他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是上升在群众参与、广泛民主。以往的方案讨论，局限在双方当局、精英层，现在则是普罗大众、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都有机会参与。以往某种程度上是形而上，现在是形而下。这就需要集中统一，因为民主如果不集中的话，个人、群体利益总是千差万别的，就永远不会有统一的意见为主。大陆方面提出两岸民主协商“两制”台湾方案，根本是执政为民的宗旨、统一为民的导向、长治久安靠人民支援的现实决定的。群众性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台湾问题不但海峡两岸全民有份，而且“人人皆知”、公开透明、都不是门外汉，都不乐于“被安排“这样一种局面。两岸关系历经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两岸特别是台湾方面实际上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跨两岸利益结构，个人、利益群体离开两岸关系因素，一切社会生活都会失序、失焦、失去方向感和抓手，故两岸统一问题就直接关乎其实际利益。即便民进党，如果没有两岸因素，它还会选举，还会执政吗？所以，群众性的广泛讨论、民主协商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

正是因为这种群众参与、广泛民主，要求我们学者在研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时，要有群众观点、利益集团分野的意识，广泛进行田野调查、深入了解台湾社会阶层、群体和利益结构，使得方案更加符合台湾的实际情况、更能照顾社会的大多数；不要寄希望于构建“乌托邦”，不可能有一个理想方案使得每个人都满意。这就有个取舍的问题，取舍的标准是最广大台湾同胞的利益。要坚决避免方案被个别利益阶层和集团误导、绑架这样一种导向，这样的导向必然为统一后的变乱埋下祸根。

二是上升在民族复兴、势所必然。统一的时间节点实质是清晰的、日益紧迫。坦率地讲，目前统一已经前所未有地临近了，最晚的时间节点不过是民族复兴实现之日。或许可能提前到中美关系再平衡之时，或“台独”分裂势力以及国际干预势力挑衅逼迫，进逼红线那一刻。换言之，以前紧迫感不强，现在要有时间节点意识，至少是最后的截止日——本世纪中叶是清楚的。

随着我们前所未有一步步逼近民族复兴的目标，统一不再可以是以往那种可以等一等、放一放、实质无限期、留给下一代的问题了，而是现在进行时。以前的相关研究推动不能说与民族复兴无关，但至少不像现在这样的紧密。目前的两岸民主协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与民族复兴进程如此紧密地连为一体，与民族复兴的进程如此同呼吸共命运紧相连，以至于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要么可能导致我们的方案保守，要么可能导致我们的这种讨论与历史的进程脱节而失去意义。跟不上历史的进程，历史就会用强制力揭示其强大的推动力。

这就要求研究探讨“两制”台湾方案时，要与民族复兴进程不同阶段的社会意识、社会结构和社会资源的特点相结合，要与统一实现之日的中国场景因素相对接，这里面就要我们容易想到的社会物质资源极大丰富、公民文明素质极大提高等因素，也有社会意识形态、政治治理、经济结构、外交空间、战略地位、军事能力等这些容易被忽视的因素。而如果我们想到这一层，我们与台湾方面讨论“两制”台湾方案时，便能找到更多的结合部、同频共振点。这里面，切忌泛泛地讲民族复兴，而是要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描绘的蓝图，实实在在地把民族复兴的场景展现出来，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对接起来。如此一来，我们研究、讨论和民主协商的东风就更强劲了。这不是个简单的借东风问题，更是个必然的问题；不是大跃进，而是实事求是的问题。

三是上升在从安民告示模式向吸引感召模式转变。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不仅仅要说清楚不变，以安心；还要说明更好，以争取认同。

四是上升在两种动力、统与被统。新时代，两岸必须统一，两岸必然统一，或者是统一与被统一两种动力都越来越强劲，其力度前所未有，故“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研究讨论成为势所必然。如果台湾政治势力和广大民众不参与到这个讨论过程中，要么就是大陆采取特有的民主方式征求台湾民众的意见，丰富自己的方案；要么就是武力解决，先有个武力解决后的管制过渡时期，再推进到常态化体制机制。这种方案也需要研究讨论，使得这个过程更加平稳有序。在后者来说，大陆方面有丰富的历史经验，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大陆方面有接收、管制到常态化各种各样特点的地方经验，包括国民党的模范区、边疆民族地区、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其经验的丰富程度古今中外未有。所以，这个方面不担心。历史是有规律的，昨天的“911事件”结合今天的世纪，只要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符合人类社会的常识、符合人性，就没有过时的问题。

五是上升在网络空间、无缝管道。这使得这种民主协商有了更广阔的管道和平台，不再受制于政治的限制、制约和阻挠。这是前所未有的环境条件。互联网资讯可以激发两岸敌意，但可以滋养两岸认同；互联网本身没有倾向，如何用好互联网这个管道，包括ChatGPT这样的AI新工具，也可以推进两岸民主协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进程。这里的关键是重视互联网、了解互联网、善用互联网。

专家学者要通过互联网连接海峡两岸不同群体、个人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想法，善于从反对意见群体中寻找共鸣点，进而由点及面，扩大共识。推进统一无非就是把反对统一的人争取过来。如果不能听取反对意见，如何实现统一的协商？中评社可以发起这样的两岸讨论，注重引导，培养共识。

六是上升在方案论与过程论相统一。方案的协商既是统一的结果，也是统一的过程，协商本身也是统一进程的一部分。所以，要把握这个特点，把争取对统一必然性及要求的认识和主战场，融化到我们研究及协商进程中。而不是仅仅针对结果。如果海峡两岸探索出在研究协商中建构认同、推进统一、实现统一的模式，不啻为对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的贡献，那么这个理论和经验体系，也可以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及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一部分，从而对人类文明进步作贡献。这其中，海峡两岸人民都是贡献者，亦都可为之自豪。

七是上升在反“独”遏“独”到消融“台独”的演进。是谓“化独渐统”。民主协商的物件，在一定历史阶段自然也包括主张形形色色“台湾独立”的台湾民众。协商本身就是转变其立场的过程。台湾民众对“台独”的误解，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海峡两岸都有责任，大陆方面也有责任消除这些因素。那么如何在两岸民主协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进程中化解“台独”，争取特定人群的思想转变，也是思考的焦点。包括让他们认识到统一之必然，“台独”之死路；

下一步，郑剑提出了五项建议：

一、把握大前提——两岸民主协商。也就是说，不是战争解决的方案，不是强制解决的方案，而是常态下推进的商谈的，而且是与台湾全社会特别是中下层为主协商的方案。甚至我方是不是应该立足这么一个前提，就是和平地把台湾谈过来。战争、强制解决的方案，必然会进行研究和准备，但其研究方式、原则等等，与两岸民主协商的核心意涵是不同的。

二、作为让台湾民众认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了解“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体会大陆对台政策的人民利益原则的一本好材料，推到台湾岛内。

三、召开专家学者、政治人物参加的本书研讨会，形成热点；中评社建立一个论坛，定期开会，共议统一方案，形成品牌。由于区位优势，中评社可以灵活组织跨两岸、全球华侨华人，甚至国际人士参加。既集思广益，也增进外国人对中国统一的理解和认识。也就是说，这个论坛或机制本身，也是一个战略传播机构。魏阙之下也有魏阙之下好处，就是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话语空间。

四、如何进入决策问题。可以梳理出这些论文中提出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作为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参考。不仅仅是政府部门，也包括其他党派、组织和社团、媒体等的决策参考；作为舆论讨论话题，搞一个系列。中评社也可以搞一个系列专家研讨，就梳理出的问题各抒己见，形成讨论。实际上形成讨论本身就是推进祖国统一、推进民主协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改革开放思想准备阶段，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形成的讨论，就是先例。要坚信，真理越辩越明，人间正道是沧桑。

五、从军事安全角度思考研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意义重大。台湾问题起于战争，是否会终于战争？如何把战略、军事与安全问题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中华的战略与安全传统及其价值导向、军事在促统中的作用、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军事文明如何表达？在“两制”台湾方案中军事问题如何处理，才能有利于累积两岸认同？过渡时期如何让军事成为遏制“台独”和干预的因素，并实质上成为和平统一的保证？机制化如何实现？

最后，郑剑强调，衷心希望能够和平解决这个问题。两岸民主协商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就是和平解决，这将是中国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方案也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组成部分。

原文转载自中评社

（编辑：杨延钧；复核：杨畅；责编：杨畅；编审：杨昆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