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
第五十四期台海相对论:刘国深教授做“渐进治理与两岸关系”主题讲座
时间:2021-06-19 浏览次数:11

2021年6月16日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特聘教授刘国深老师在我院嘉庚四418会议室,为本院师生做了“渐进治理与两岸关系”主题讲座。此次讲座由我院政治所博士生郭剑峰主持,我院副院长兼政治所教授张文生和助理教授王贞威、法律所所长季烨、经济所副所长黄燕萍副教授以及院内硕博士生20多人出席。

讲座伊始,主持人郭剑峰介绍了讲座流程与刘国深教授近来撰写的《两岸关系发展模式及其趋势分析》一文。

随后,刘国深教授就影响两岸关系的“变量”与“常量”、两岸关系“分殊发展”的新模式、两岸关系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展开演讲。他指出,2016年以来美台双方联手扰动台海局势,美国的“极限施压”和民进党当局的“台独边缘”政策带来的各种“变量”,很容易产生相加相乘效应,给两岸民间社会带来极大焦虑不安。刘教授认为,面对各种变量挑战,大陆全民对台湾问题的定力很重要,为此必须尽快更新大陆民众涉台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以适应复杂的挑战。他认为,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其实牢牢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上,未来一段时期两岸之间的互动模式将是“渐进治理—有限抗争—深化治理”、直至“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落实。刘国深教授认为,战争与和平的选择始终与我们相伴随,智慧的力量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增长点。

在刘国深教授精彩的论述分析后,我院五位博士生先后进行点评或提问,要点如下:

2017级政治所博士生谢银萍:

刘国深教授的文章提到“两岸间社会”的典型特点在于既不单独从属于大陆,也非单独从属于台湾,而是两岸共构的关系。回望两岸开启民间交流近四十年以来,尽管两岸关系多次动荡起伏,但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社会”始终存在,不容忽视。近年来,蔡英文为首的民进党以“亲美亲日远陆抗陆”为执政主线,甚至在岛内不断加快“去中国化”。疫情之下,台湾当局的政治操弄加速了两岸关系僵化恶化。在此严峻现状下,“两岸间社会”中的“两岸族”群体更是扮演了联结两岸互动的主纽带作用。为因应时局,作者认为大陆政府有必要对台湾地区“民间社会”与公权力体系进行区分。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文章中看到更深刻更全面的逻辑,即如何准确把握影响两岸关系的“常量”与“变量”,进而看清真正决定两岸关系的“结构面”和“基本面”究竟是什么。刘教授认为,在网络舆情容易迅速发酵的时代,应该尤其注意正确看待各种消极“变量”的放大效应,避免陷入其所带来的“焦虑升级”问题。当决定两岸关系“常量”(即大陆一以贯之的对台政策、持续发展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两岸逐步拉开的整体实力差距、大陆对涉台问题外部国际变量持续增强的抗压能力等)正逐步发挥更为稳健强劲的作用时,其对涉台问题内外部消极“变量”的反制能力也随之增强。

在此逻辑下,“常量”与“变量”的角力,实质是保障“两岸间社会”得以持续存在并发挥更大作用的基本前提。“两岸间社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成为大陆政府超越非此即彼的“武统”或“和统”思维,大力推进两岸融合发展,为两岸人民的美好生活谋福祉的现实依据,可视为刘国深教授“渐进治理”方案的设计来源。“渐进治理”的提出,不仅充分评估了两岸民间交流的现状,更是在研究“善治”上最大程度地融入大陆涉台研究学者的典型人文关怀,正如文章中提到的“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才是国家存在的最高价值”。

综上,文章厘清了“渐进治理”的现实诉求和底层逻辑、高度关注“两岸间社会”的角色及功能。此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文章体现了大陆涉台学术研究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谋和平、求善治、为百姓福祉”导向。这种导向不仅是一种智慧,亦是涉台研究学者对台湾同胞始终秉持的情怀,更是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最终意义。

2019级法律所博士生高俊鹏:

刘国深教授对于两岸关系发展模式及其趋势的新论述发展了现有的两岸关系理论,其中不少创见非常具有启发性。首先,文章很好的阐释了“战略定力从何而来?”这一重要的问题。由于现实两岸关系发展复杂曲折,常常会因为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干扰,也就是刘老师在文中所谈及的“变量”,而爆发冲突和对抗,进而引发舆论场上的情绪释放。但是国家决策的大政方针从来都不是靠情绪进行推动和做出的。决定一个国家发展命运的每一个决策都必须冷静的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详细周全的对于成本收益和风险进行计算之后,基于最高程度的理性而做出。而影响国家某一行为成本收益和风险的决定性因素便是国家的实力。我国之所以在处理台湾问题时能保证充分的战略定力,归根结底还是源自于一直以来我国实力的不断增强,直至形成对台的压倒性优势。这种优势决定了两岸关系的结构面和基本面,只要维持这一两岸关系的常量不变,无论是“台独”分子还是不怀好意的外部势力都无法阻挠两岸最终走向完全统一的大方向。

进而,文章更是对于两岸发展的现状有着独到的论述,提出了两岸分殊发展的模式,即不要因为两岸公权力层面合作的停滞而影响到两岸民间社会的合作。两岸民间社会的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和释放,而其中的能量将推动两岸间形成更加稳固和有力的共同体。这种力量背后的原动力是两岸人民追求实现更加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具有天然的正当性。

最后,文章还对实现两岸完全统一的方式和路径提出了新的理论创见——“渐进治理”。基于两岸关系“常量”与“变量”的动态互动,两岸关系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也将会沿着“渐进治理——有限抗争——深化治理”的模式步步推动。基于“渐进治理”观点的具体实行细节和方向,这里也提出几点想法和观点:治理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治理主体依靠其公共权威,向包括社会在内的特定共同体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而对于治理是否取得成效,则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一、公共产品的供给或生产;二、公共产品的分配;三、治理受众对于公共产品的认知或感知。现阶段,在两岸治理过程中,祖国大陆基于自身的实力优势已经在第一方面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但在第二、第三方面的工作却还有很多困难。在公共产品的分配和治理受众对于公共产品的认知和评价方面,影响两岸关系健康发展的“变量”依然能够产生很大的扰动和影响。这即是各类舆论事件能够在民间激起巨大情绪的矛盾焦点,也是未来在推进渐进治理工作时需要着重注意和攻坚的关键。

2020级法律所博士生李宗航:

针对刘国深教授的文章,博士生李宗航从三个方面谈了阅读后的感想。

背景与立意上:随着2016年5月蔡英文当局执政以来,先前马英九当局与祖国大陆所延续的两岸和平发展红利开始流失,两岸关系开始变得不稳定。尤其是2020年蔡英文当局的二度执政,更考验着祖国大陆的治理能力和战略定力。同时我们也观察到,来自舆论场的各种要求“武统”的声浪越来越高。刘教授此时所提出的两岸“分殊发展”模式和“渐进治理”方案,正有力地回应了当前走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两岸关系走向问题,也极大地安抚了我国民间在涉台问题上的焦虑感,十分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

创新点:1.方法论上的创新。文章指出,“无论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还是公权力与民间的关系,这两组关系的内部既有很强的关联性,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本文方法论上的创新点在于后半句“独立性”,即启示我们在研究方法上,要善于将台湾问题中的某些关键因素加以甄别。该文章重申了要勇于将台湾问题从不同维度作出切割,最大限度地利用对我们有优势的一面,发挥不同领域在我对台工作中的作用。政治与经济的区分,公权力机构和民间社会的区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争取台湾民心,争取有益的大多数,这是两岸关系“分殊发展”新模式的必然要求。

2.价值理念上的创新。文章指出,“战争是维护和平的手段,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国家存在的最高价值。” 文章重新对我对台工作中的“和统”“武统”问题进行了讨论,也指出“智慧的力量”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增长点。这体现了刘教授一贯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凝聚着一代代台研人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不懈努力。将“和平统一”作为祖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的诚意,将“和平统一”与全体中国人的幸福生活相连结,这是是热爱和平、珍视和平的中国人理应保持的最高智慧,也是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

学科借鉴上:治理问题一直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无法绕开的问题,刘教授这篇文章提出的关键词“渐进治理”也正是一种长远的目光,“法治”作为一种维护社会运转长治久安的最优方案,此时便有了用武之地,我们需要在渐进的治理周期中,用法制的手段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因应各种外部变量对这种“渐进治理”行动的冲击。那么如何用法律来维护渐进治理?第一,涉台法律规范的体系化。如今,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以宪法为统帅,以《反分裂国家法》《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等为主干的涉台法律规范体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法律人的步伐不会停止不前,针对不同的领域,既有的涉台法律规范所能调整的社会关系还相当有限,这启示我们必须加紧推动涉台法律规范的体系化,将涉台事务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中来。第二,涉台法律规范的精细化。我们的涉台法律规范的制定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末两岸恢复交流,无论是规范的密度还是规范的层级,仍然相当有限。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下,在不断满足两岸日益增长的涉台法律资源需求的要求下,法律人需要更为深入地研究既有的涉台法律规范,不断从既有的法律资源中深入挖掘,做细做实,彰显我们用法治手段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智慧和信心。

2020级经济所博士生李楚童:

博士生李楚童认为刘教授的文章和讲授对学生具有高度启发和引领的作用,他从对台渐进治理中的经济变量的视角出发,就“渐进台独”与“渐进治理”、“以经促政”与“以经促融”、“祖国统一”与“民族认同”三个关系分享了其阅读后得到的启发和思考。

他认为蔡英文上台后大搞“渐进台独”,而一向具有战略定力的我们不应该采取苏联式的休克疗法,而是应该走全面、系统、循序的渐进治理路径。渐进治理具体应是思维模式的改变、民众利益的维护和制度供给的均衡稳态。而多年来“以经促政”遭遇瓶颈,利益主体和资源分配应更加向民众倾斜,而不是大资本,“以经促融”才更符合团结最广大爱国台胞的利益,新出台的“惠台31条”中也越来越强调社会、文化、战略、标准的融合,更加接地气。未来在两岸融合中,我们不应只过分生硬强调“祖国统一”的口号,而是柔和友好推进“民族认同”,宣扬两岸民间同根同源的心灵契合。基于此,三个“如何”亟待解决,一是如何让台湾主动了解大陆,二是如何实现世代融合,三是如何实现心理认同。

博士生发言后,刘国深教授对于博士生们提出的问题与思考一一进行了回应,会场交流气氛热烈。

王贞威助理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刘国深教授在座谈中论述了“两岸关系发展模式”丰富统一的内涵、渐进治理的定位与作用,展现了其对渐进治理的主体与客体的思考、民间社会参与的思考。同时刘国深教授的问题意识延伸到岛内的治理、渐进治理面对的挑战以及渐进治理的经验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议题。

活动最后,张文生教授对本次活动进行了评议。他认为刘国深教授的文章对这几年以来大众在两岸关系上的迷思给出了很好的解答,也体现了其在涉台研究上深厚的人文关怀。刘国深教授的论述除了感性的理念也必然有理性的考量,对于两岸的和平稳定注入了积极因素。

 

(文/谢银萍、高俊鹏、李宗航、李楚童、肖子乐 图/肖子乐、岳娟 责任编辑/张玉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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