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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院长接受香港中评社专访谈厦大台研院40年
时间:2020-07-09 浏览次数:10

中评社北京7月9日电(记者 张爽)今年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成立40周年。该院院长李鹏近日接受中评社专访,回顾总结了厦大台研院的创办历史、发展历程、研究特色、未来目标以及在对台交流、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取得的成绩。

  李鹏对中评社说,成立40年以来,厦大台研院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开拓式发展阶段”“跨越式发展阶段”“内涵式发展阶段”。从研究院成立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可以归为“开拓式发展阶段”。“跨越式发展阶段”是从本世纪初到党的十九大前后,在这一时期,国家和教育部在涉台领域建立的重要研究平台和基地基本上都落户在厦大台研院,为研究院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和广阔的发展空间。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双一流”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厦大台研院也由此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内涵式发展同样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现在才刚刚开始,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擦亮“厦大台研”这块金字招牌,巩固跨越式发展的成果,延续厦大台湾研究的辉煌。

  厦大台研院是最早开始进行两岸学术交流的研究机构之一,李鹏在回顾台研院与岛内交流的情况时说,无论是在两岸关系困难时期,还是在两岸关系缓和时期,我们院师生的对台交流从未中断过。当前目前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与台湾方面直接的学术交流暂时中断,这是30多年来的第一次,是极其的特殊情况。疫情过后,只要两岸各方面的情况好转,我们的师生还是希望有机会能够尽早恢复赴台学术交流。

  厦大台研院最近建立的“两岸融合发展与国家统一政策模拟实验室”引起岛内关注,有台媒称之为“统战阴谋”,台湾方面还表示要限制与该实验室人员的交流。李鹏对中评社表示,这个实验室就是一个服务师生的纯学术教学科研平台,类似大家非常熟悉的“模拟联合国”“模拟法庭”等等,兄弟院校也有学者对台湾选举结果进行模拟计算,我们觉得这应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也从未打算将实验室当作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因此也不存在以实验室的名义与台湾智库或学者进行交流的问题。

  在谈及台研院未来的发展目标时,李鹏说,未来我们会继续依靠厦大“侨、台、特、海”鲜明办学特色,发挥厦大海洋、海峡、海丝的“三海”优势,抓住国家“双一流”建设和“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的契机,借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等等重大平台,发挥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优势,致力于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把本院建成全国一流的从事台湾问题和国家统一研究的中国特色高校新型智库,两岸领先的台湾研究高端人才和涉台事务专门人才培养基地,以及国际知名的国家治理和区域研究学术机构。具体来说,我们准备从四个方面着“力”,即巩固学术影响力,提升决策影响力,深化社会影响力,扩大国际影响力。


以下是访问全文:

  中评社:厦大台研院是如何创立的?创立之初遇到了哪些困难?是如何克服的?

  李鹏:非常感谢中评社关注我们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40周年院庆活动。我们院的前身叫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成立于1980年7月9日。我们经常说,厦大台研所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与和平统一的号角而成立的。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示了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当时中央领导认为需要成立一家专门研究台湾的学术机构,中央对台领导小组于是派领导到福建、到厦大来考察,发现厦门大学是有台湾研究的基础的。回去之后他们就给中央写报告,建议将全国首家台湾研究机构设在厦大。经过时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同志亲自批示,在教育部和福建省委的大力支持下,隔年就在厦大成立了台湾研究所。

  如果说成立台湾研究机构是时代的呼唤和领导的高瞻远瞩,那么这个研究所能够设在厦大就跟厦大早期的台湾研究基础有关。厦门大学的台湾研究由来已久。早在1930年代,厦大的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教授就到台湾调查研究,他是中国最早对高山族进行研究的学者,还着有《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1962年2月,为了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00周年,在厦大召开了“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1973年以后,厦大历史系成立台湾历史研究小组和台湾史研究室,先后有十几位教授从事过台湾历史的研究,这些都构成了厦大台湾研究早期的基础,也是中央对台领导小组领导考察后建议将首家台湾研究所设在厦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厦大台研所成立之初是非常艰难的,可以说是“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资料没资料”。我们从前年开始启动了“台湾研究40年”口述历史项目,采访了一些见证过台湾所早期创业艰辛的老同志,他们讲起当时的艰辛还非常感慨。但是,从他们的口述历史中,当时各位同仁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也让我们动容。我们所一成立就有40个编制,福建省给我们20个编制,厦大出20个编制,在当时规模算是很大的。这也奠定了我们今天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这40个编制,我们不可能有今天的规模,也不可能有今天的影响。可见当时的领导是非常有远见和非常有魄力的。

  虽然当时编制很多,但是专职人员很少,多数都是历史系兼职的。我们的老同志到今天还对当时的一个说法津津乐道,那就是“五驾马车两个兵”,指的是当时两位所长和三位副所长,加两位行政资料人员。这就是我们厦大台研所最初的架构。即便如此,当时的前辈们依然在艰困的条件下想尽办法做研究,像大家熟悉陈在正教授、陈孔立教授,他们在专访中都说自己“半路出家”,资料取得极其困难,经常要翻山越岭到当时的前线广播站去查阅资料。但他们依然坚持做台湾研究,而且做得那么好,如果没有情怀、信念和坚持是做不到的。我们最近正在组织编写院史,由我们历史研究所陈思老师主笔,陈思老师是陈孔立教授的孙子。孔立老师四代人都在厦大工作,都关心台湾问题或做台湾研究,这也是一种情怀。我们编撰院史也是希望我们的师生永远记住创业的艰辛和发展的不易。


中评社:作为大陆台湾研究的南方重镇和重要智库,厦大台研院有哪些特色?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

  李鹏:我们院有时候会被称为大陆台湾研究的“南派”,这是大家对我们的肯定和厚爱。是不是一个“学派”我们自己不敢讲,但40年的研究传承的确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特的风格。我们院在上世纪80年代就确立了宗旨,“历史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认识台湾,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这一宗旨几十年没有改变过。据说是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台湾事务部部长黄文放同志建议的,被当时的陈在正所长采纳延续至今。这个宗旨非常契合我们院的实际情况。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院是历史起家,永远不能抛弃历史的视角和研究方法,不能在不了解台湾历史的基础上做研究。“全面地”是我们的特点之一,我们有政治、经济、历史、文学、法律、社会、教育等多个学科,是对台湾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地研究,也使得我们有别于大陆其他多数涉台研究机构。“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种思想作风,就是理性客观、实实在在、踏踏实实,相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研究台湾。

  在上述宗旨的指导下,40年来我们对自己的发展定位非常明确,我概括为“三学”,也就是“学校”“学者”“学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是一所设在高校的研究机构,我们院的老师是一群学者,我们从事的主要是学术研究。这样的定位使得我们的研究与政府部门的涉台研究、社科院系统的涉台研究、民间智库的涉台研究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台湾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必须要坚持正确的立场,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这是无可厚非的,但这并不影响可以从理论的、学术的、战略的角度对台湾问题进行研究。我最近翻看1980年到厦门调研的中央对台领导小组领导给邓颖超同志的报告,上面就提到“应从历史、地理、文化、民族、民俗等方面对台湾进行系统的理论和学术的研究”,可见当时中央领导对台湾研究的思考非常深入、相当到位。

  回顾过去40年的发展,我个人概括为“三个阶段”和“五个转型”,这只是我在研读我们的院史之后不成熟的总结。三个阶段是“开拓式发展阶段”“跨越式发展阶段”“内涵式发展阶段”。从研究院成立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我个人觉得都可以归为“开拓式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的所领导包括陈碧笙、陈在正、陈孔立、范希周等带领全院同仁一起,不论是在研究还是交流方面都进行了很多开拓性的艰辛探索,做了很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必须要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和魄力。在这一阶段,厦大台研所完善了机构、人员、学科,创办了刊物,确立了宗旨,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文化,在海峡两岸形成了良好的口碑,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跨越式发展阶段”我个人认为是从本世纪初到党的十九大前后,这一阶段主要是刘国深院长带领全院同仁,抓住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实现了一次又一次地跨越式发展。2001年我们成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04年刘国深院长敏锐地察觉到全国台湾研究格局的变化和厦大校院二级的改革方向,毅然决定将研究所升级改制为研究院,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发展空间,为后来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组织保障。“985工程”实施以后,我们又成为国家“985工程”台湾研究创新基地。2012年,我们入选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特别是国家启动“2011计划”以后,厦门大学与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复旦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一起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于2014年正式入选国家级“2011计划”。2017年,我们又正式成为国家高端智库培育单位。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国家和教育部在涉台领域建立的重要研究平台和基地都落户在我们院,为研究院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双一流”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我们台研院当然要坚决贯彻党中央的精神,支持学校“双一流”建设,也由此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事实上,全院同仁也形成基本共识,在“跨越式发展”之后必须有一个“内涵式发展”的阶段。很多人说厦大台研院“名声在外”,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被人说“名不符实”。所以我们必须要思考在新时代如何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在数量增长、规模扩大、空间扩展之后,要努力实现组织机构、学科结构、管理结构等的优化,切实加强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能力,提高智库建设、社会服务、学术交流的水平。内涵式发展同样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内涵式发展,我们的老师能够更加聚焦科研,投身智库建设,产出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也希望我们老师能够重视教学,培养出更多高水平专业化涉台人才;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擦亮“厦大台研”这块金字招牌,巩固跨越式发展的成果,延续厦大台湾研究的辉煌。

  在40年的发展中,我个人也总结了“五个转型”,有三个已经转型完成,还有两个还在转型过程中。第一个转型是从单一学科到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转型。我们最初是历史起家,但台湾问题不单纯是历史问题,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院领导就带领大家进行转型,除历史研究外,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学研究;新世纪以后,又加入了法律、教育、社会等学科研究;2013年我们还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建立了台湾研究交叉学科。现在我们是名符其实的综合研究。

  第二个转型是从学术理论研究转型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协同创新研究。两岸协创中心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加强两岸政、产、学、研、用等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大力开展跨学科、跨部门、跨领域、跨地区的协同创新研究与实践。在刘国深主任的领导下,两岸协创中心加大社会服务的力度,进行了很多两岸桥接实践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

  第三个转型是从科研为主转型为科研教学并重。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纯科研单位,教学算是“副业”,学生很少,但近十年来,我们博硕士招生专业分别都达到7个,目前在校博硕士生达到150多人,学生人数已经是我们老师的四五倍。老师们的教学工作量大大增加,导师指导学生要花的精力也大大增加,我们还为全校本科生每年开设选修课30多门,今年还招收了“台湾研究交叉学科”的双学位辅修专业,现在很难说我们只是一个单纯的科研单位了。

  我们还有两个转型正在进行中。一个是响应党中央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号召进行智库建设的转型。2017年我们被确定为国家高端智库培育单位,必须在咨政建言、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等方面发挥作用。我们在体制机制、研究思维、服务路径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我们遵循“问题导向、基础扎实、特色鲜明、学科交叉”的原则成立了民进党研究中心、两岸青年研究中心和涉台外交研究中心,希望能够有助于培养老师们的智库思维,产出智库成果。另一个转型是国际化的转型,我们过去与台湾交流比较多,对台湾比较了解,“2011计划”实施以后,我们的经费更为充裕,新进的教师英语水平比较高,这些都为我们“走出去”提供了条件。这些年我们在持续加强与台湾进行学术交流的同时,跟世界一流的涉台研究智库和学者交流越来越多,到美国、到欧洲、到日韩等等,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本爱知大学、韩国首尔大学统一和平研究院等十几家单位都有机制化的交流活动。


中评社:刚才您提到台研院最近几年建立了三个新的研究中心,我们了解到最近还建立了“两岸融合发展与国家统一政策模拟实验室”,您是否可以介绍一下成立这些机构的考虑,以及他们的角色和作用。

  李鹏:我们成立这三个研究中心,主要是为了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解决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二是要鼓励“问题导向”的研究。我们院下设六个研究所,分别是政治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法律研究所、两岸关系研究所,您一看研究所的名字就知道这六个研究所是学科导向的。但台湾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性问题,并非单个学科研究就够了,一定要实现学科的交叉融合。我们前任院长刘国深教授曾经说过,“对于我们这些研究台湾问题的学者来说,如果不知道台湾的历史,我们的研究是不会有深度的;如果不知道台湾的文学,我们的研究是缺少人文关怀的;如果不知道台湾的经济,我们的研究是不能说有深度的;如果不知道台湾的政治,我们的研究是很难有高度的。”如何解决跨学科或学科交叉的问题,近十几年我们进行了很多的探索,也建立了“台湾研究交叉学科”,取得了一定的经验。我们认为更重要是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于是想到了在研究所之外建立跨学科的研究中心。因为台湾问题涉及的领域非常庞杂,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建立研究中心进行交叉,因此我们选定了一些两岸关系中的前沿领域、重要问题进行跨科学交叉研究,于是成立了这三个研究中心。

  之所以成立民进党研究中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院的民进党研究有比较深厚的基础,我们院学者与民进党人士的交往在党外时期,民进党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们院的一些知名学者如范希周、林劲、刘国深教授等等,都对民进党有很深入地研究。近年来,陈先才教授作为中生代民进党研究专家,其研究成果也在海峡两岸引起了重视和肯定,他有意愿也有能力建立这样一个中心,把我们院民进党研究的传统延续下去,也希望能够培养更多民进党研究的人才,于是成立了民进党研究中心。目前这个中心搜集的民进党研究资料比较齐全,也聚集了一批年轻学者和学生,已经在两岸小有名气。

  成立两岸青年研究中心也有类似的考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在青年。两岸青年要勇担重任、团结友爱、携手打拼”。我们院近些年引进了很多优秀的年轻老师,他们在不同的学科对两岸青年研究感兴趣,也希望通过两岸青年交流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平,促进两岸青年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为了将不同学科从事青年研究的老师聚集起来,我们成立了两岸青年研究中心,由承担过很多两岸青年研究课题的张宝蓉教授领衔,中心副主任分别是来自政治所的唐桦老师和经济所的林子荣老师,从人员组成上就实现了学科交叉。这个中心过去几年也非常活跃,他们进行了很多调研,获得不少一手研究资料,也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应该说建设成果和发展趋势还是比较喜人的。

  涉台外交研究中心刚刚成立不久,成立这个中心的目的一方面是因为涉台外交问题在台湾研究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像社科院台湾所很早就成立了对外关系研究室和美台关系研究室,而我们院以前这一块研究基本上是政治所的老师在承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巩固两岸协创中心建设以来,我们院在国际学术交流领域取得的一些成果。刚才我也提到,这些年我们有机会走出去,与美国、日本、欧洲、澳洲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智库学者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我们对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中欧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等研究也越来越多,而且这些研究也分散在好几个研究所。我们觉得需要有一个相对机制化的研究平台,来统合这些研究力量。目前涉台外交研究中心由法律所的季烨老师负责,他在哈佛大学担任过访问学者,中心有政治、经济研究所的老师参与,也体现了学科交叉。


的确,最近我们成立了一个政策模拟实验室,在台湾岛内引起了一些关注。我个人觉得岛内有些报道是扭曲的,有些炒作是没必要的,主要是望文生义,不了解我们建立这个实验室的真正意图。我们的网站在报道这个实验室成立的消息时,讲得很清楚,因为教育部今年把支持高校文科实验室建设作为工作重点之一,而对台研究向来是厦大的优势,而且我们院已经有了教育部的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自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机会成为教育部认定的文科实验室。因此我们决定在原有的文献信息中心、大数据和民调中心的基础上组建文科实验室,结合政策研究界目前比较普遍、比较前沿的一些实验方法,如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等,来提升我们的研究和教学手段。说白了,这个实验室就是一个服务我们师生纯学术的教学科研平台,类似大家非常熟悉的“模拟联合国”“模拟法庭”等等,兄弟院校也有学者对台湾选举结果进行模拟计算,我们觉得这应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台湾有的报道故意扭曲炒作,把它说成大陆的“统战阴谋”,台湾方面还说要限制与该实验室人员的交流,我个人觉得大可不必。我刚才一直强调我们院的定位是“学校、学者、学术”,我们实验室的政策模拟也是基于理论和模型,计算出不同政策方案的后果,以便进行政策评价,最终目的是要得出理性、客观的结论。而且,我们也从未打算将实验室当作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因此也不存在以实验室的名义与台湾智库或学者进行交流的问题。

  中评社:您提到厦大台研院的成立和发展得到了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李鹏:厦大台研院能够顺利走过40年的发展历程,能够在全国对台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能够为对台工作作出一定的贡献,与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北京、上海、南京、福建等等兄弟涉台研究单位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40年中,很多中央领导都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过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像我前面提到过,我们的成立是邓颖超同志亲自批示同意的。1990年,国家主席杨尚昆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也特别提到厦大台研所。1997年10月9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莅临我所,与专家学者就如何发挥福建的优势,进一步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展开座谈。习近平当时称赞了厦大台研所在对台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指示有关涉台问题研究要走在全国前面,并勉励厦大台研所在巩固原有成绩基础上,加强台研力度,为省市决策提供依据。习近平同志当时的勉励让我们院的师生同仁至今都深受鼓舞。除此之外,2018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同志莅临调研;2006年12月和2009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两次莅临我院调研。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全院师生的士气,激发了他们的研究和学习热情,增强了责任和使命感。

  过去40年,厦大的台湾研究还得到了很多单位、智库、学者的大力支持。国务院台办、全国台联、海研中心、全国台研会、民革中央、台盟中央等都给予我们很多指导,还有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北大台研院、清华台研院、人大两岸研究中心、上海台研所、上海国研院、复旦台研中心、福建社科院等等,太多了我这里没法一一点名。我们与全国的涉台研究机构向来精诚合作,相互参加了很多活动,也一起共同举办了很多活动,可以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当然还有很多台湾的高校和学术机构,也给予了我们诸多帮助和支持。还有一些媒体,特别是海峡两岸最知名、做台湾研究必看的中评社,以及新华社、中新社、中央广电总台等等,也让我们的老师有更多展示和发声的机会。还有厦大的历任领导和研究院历届党委对台湾研究和对台交流也相当重视,在各方面都给予支持,也是我们能够顺利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支持我们的单位太多,我无法一一列举,在此我只想借着这个采访的机会,对过去四十年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厦大台研所、台研院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最诚挚的感谢;也希望在台研院未来的发展中一如既往地得到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中评社:厦大台研院是最早开始进行两岸学术交流的研究机构之一,目前通过哪些渠道和方式进行对台交流?效果如何?

  李鹏:“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我们院宗旨的重要组成部分。40年来,我们几代院领导和师生都积极投身参与到两岸学术交流中去。我们是最早与台湾开展学术交流的涉台研究学术机构之一。1987年9月台湾《自立晚报》记者冲破当局的禁令前来大陆,并到我们所采访,当时他们报道说我们所对“台湾历史了如指掌,现况认识不足”,这也是刺激孔立老师下决心要转型的因素之一。1988年1月,台湾民间学术团体“台湾史研究会”邀请陈孔立教授赴台参加“第一次台湾史学研讨会”,结果是人已至香港,被台湾方面禁止入境,只好大会代为宣读论文,此事被台湾媒体报道说“陈孔立文到人未到,台海学术首开交流”。1988年,台湾王晓波教授率领“大陆台湾史研究现况考察团”前来我所访问,这是两岸台湾研究学者在大陆举行的第一次学术交流活动。之后我们的对台交流一直没有断过,而且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交流特色。

  陈孔立教授提出对台交流要“将心比心”和“同情的理解”,这成为我们院在给每一位新进教师,每一位新来的同学进行入学教育时必须要提及的“至理名言”。正是因为有了“同情的理解”,才使得我们院绝大部分老师都自觉自愿地投入到两岸学术交流中,无论是在两岸关系困难时期,还是在两岸关系缓和时期,我们院师生的对台交流从未中断过。当前目前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与台湾方面直接的学术交流暂时中断,这是30多年来的第一次,是极其的特殊情况。疫情过后,只要两岸各方面的情况好转,我们的师生还是希望有机会能够尽早恢复赴台学术交流。

  我们与台湾的交流比较频繁,形式也比较多样。我们会邀请台湾的学者专家或者各方面知名人士来院里座谈、讲座、开会,疫情之前我们院老师每年在厦门接待的台湾朋友至少都有几百人次。除此之外,我们的老师也受邀赴台参访,参加研讨会,与台湾各界人士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每年也有几十人次。值得一提的是,在刘国深院长的任内,开两岸之先河,在台湾设立驻点研究室,给我们的老师和同学在台湾做田野调查和蹲点研究提供便利和创造更好的条件。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是陈水扁执政时期,当时两岸关系很紧张,我们的驻点研究室能够设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双方都认识到交流的重要性。后来经历马英九时期和现在的蔡英文时期,我们都坚持下来了,为我们的师生更好更深更客观地了解台湾,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作为涉台研究机构,我们老师有写学术论文的压力,我们同学有写毕业论文的压力,我们希望我们的师生能够到台湾,获取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写论文,这样写出来的论文才会有深度,才会有创新。我们老师一年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我们一年有二三十位同学毕业,驻点研究对他们的论文写作真的有很大帮助。同时,他们在驻点过程中,对台湾会有更直接、更深入、更客观的了解,对两岸情感沟通,实现心灵契合也有很大帮助。

  中评社:厦大台研院以培养涉台专业人才为己任,目前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情况如何?

  李鹏:我们厦大台研院与国内很多其他涉台研究机构的区别之一,就是涉台人才培养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我之前讲过我们的几个转型,其中一个就是从纯科研单位向科研教学并重型单位转型。作为高校中的机构,教书育人是每一位老师、每一个院系的基本职责,厦大台研院也不例外。我们是大陆最早招收台湾史研究方向硕士生的单位,1981年就开始招生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招生规模很小,招生专业也只有历史和经济,到2004年政治专业才开始招生,但后面我们的招生规模就实现跨越式增长,特别是有了协创中心以后,我们有政治、国际关系、经济、历史、文学、教育、台湾研究等七个专业都可以招生博硕士生,现在每年招生40多人,在校博硕士生150多人,是导师人数的好几倍。加上现在国家对博硕士培养质量越来越重视,对学术规范和研究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不管是学生还是导师,都不得不投入更大的精力到教学工作中来。


对台研究是厦大的特色之一,厦大也是大陆对台交流最频繁最深入的高校之一。为了满足全校学生了解台湾知识的需求,近年来,我们的老师每年都为全校本科生开设30门以上的选修课程,绝大部分课程选课学生爆满。从今年开始,我们还依托“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为本科生开设双学位辅修课程,系统地讲授涉台专业知识,有不少理工科的同学报名,这对于拓展他们的知识结构,增强他们对台湾问题的了解会有很大帮助。

  我们的毕业生对研究院的认同感很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度很高。我们希望我们培养的人才真正能够“理性、客观、全面、深入”地认识和理解台湾。我们的同学对台湾问题有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很多同学是抱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一腔热血和宏图大志来报考我们院的。但解决台湾问题光有家国情怀和满腔热血是不够的,还要有专业的知识。我经常对同学们讲,台湾问题很复杂,它有深厚的国际背景,两岸背景和岛内背景。大家在新闻上所看到的台湾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如果我们在海上看到一座冰山,要解决它,避免对我们的船造成损害,一定要懂冰山,不懂的话就可能撞上去,船毁人亡。而要解决这个冰山,仅仅只是从冰山一角去观察去判断去着手,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有专业的知识,要摸清冰山海面下的部分,要用专业的工具。解决台湾问题也是一样,必须要对台湾有深入了解,对大陆国情和对台政策有深入了解,对国际形势要有深入了解,这些都需要系统地学习。我们的毕业生不管是在哪个工作岗位,都能够很快地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特别是在对台工作部门,他们的优势非常明显,这与他们在学期间所受到的专业训练有很大的关系。

  中评社:厦大台研院未来有哪些发展目标?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为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做出新的贡献?

  李鹏:今年是厦大台研院的“不惑之年”,经过40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传统和文化,这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未来发展的坚实基础。未来我们会继续依靠厦大“侨、台、特、海”鲜明办学特色,发挥厦大海洋、海峡、海丝的“三海”优势,抓住国家“双一流”建设和“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的契机,借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等等重大平台,发挥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优势,致力于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把本院建成全国一流的从事台湾问题和国家统一研究的中国特色高校新型智库,两岸领先的台湾研究高端人才和涉台事务专门人才培养基地,以及国际知名的国家治理和区域研究学术机构。

  具体来说,我们准备从四个方面着“力”,即巩固学术影响力,提升决策影响力,深化社会影响力,扩大国际影响力。这也是出自于大陆台湾研究一位前辈和大咖的建议。学术是我们的根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失去学术影响力我们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咨政建言是我们智库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报效国家的必然要求。台湾问题关系到全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是社会广泛关心和关注的热点问题,履行社会责任是我们无可回避的义务。我们也希望通过“讲好两岸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来让全世界更多的人了解台湾问题,让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活动、争取完成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


中评社:您作为台研院院长,对台研院的教职员工及学生有哪些寄语?

  李鹏:我的寄语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几代院领导和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厦大台研院在过去40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当前我们正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要迈向新征程开创新辉煌,就要时刻不忘中央批准成立厦大台湾研究所的初衷,紧紧围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使命,发扬研究院的传统、保持研究院的文化、提升研究院的水平,通过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打造“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智库建设”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国家和平统一进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两岸同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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