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风采
负笈东瀛——东京大学访学记
时间:2017-11-16 浏览次数:381

           

台湾研究院文学所余巧英


作为厦大第一批4年制博士,在入学之前,我就计划在学期间到国外访学一年,但后来因为博士中期考核等原因,耽搁了联系外方导师及邀请函的开具时间,导致没有赶上一年制的项目。后来听说学校研究生院有短期3个月的项目,所以就开始着手申请材料的准备,很幸运的是,申请获得通过,到东京大学访学得以在博士3年级下学期成行。

之所以选择日本的东京大学,有几个层面的考虑,一是我的研究领域是台湾文学,台湾在18951945年曾被日本殖民统治,不可避免地受到日本的文化影响。在日本有很多研究台湾文学的专家学者,所以我希望能有机会到日本学习和掌握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二是日本也保留和出版了不少关于日据时期的资料书籍,到日本的图书馆可以查询到许多有用的史料;三是台湾到现在还保留大量的日式建筑,包括日据时期的一些报刊文献都是用日语出版的,我想利用访学3个月的时间了解感受日本文化,从而深入了解日据时期的台湾,同时也希望自己在日语方面能有所精进。四是希望能在日本认识更多做中国研究、台湾研究的学者和同龄人。这是我对此次访学的目标设定,在日本3个月时间也是围绕这些目标展开活动的,收获颇丰。

接收我的导师是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的林少阳老师,东京大学作为日本的最高学府,学校里汇集了日本最好的老师和学生,特别是综合文化研究科所在的驹场校区,在东京繁华闹市区涩谷附近,以本科生居多,校园文化朝气蓬勃,一到下课时间,会看到很多同学在草地上聚餐、跳舞、跳绳,特别有有活力。我到东大的第一天,赶上一场香港城市大学与东京大学合作举办的活动,其中一场讲座是东大东洋文化研究中心的塚本老师讲授的“近代日本与中国美术”,讲座非常精彩,提问环节,有很多研究建筑史、美术史、电影史的同学提问,到日本的第一天我就再一次感受到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冲击,他们的研究角度和思路,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学科设定,不受限制,寻找可能突破的角度,这对我启发很大,虽然我转到台湾文学研究以来一直接受跨学科研究的洗礼。

在日本期间,林少阳老师在学习和生活方面都给了我很大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在学业方面,我参加了林老师的研究室,定期参加由他发起的ゼミ(研究会),一般一两周一次。林老师是做中日近代思想史和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在中国和日本多年,熟谙中日文化,研究室里除了在东大读学位的留学生,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交流生,多部分是来自北大和清华的做中国研究和中日比较研究的同学。研究会通常是大家轮流口头发表各自的论文,然后由林老师和其他同学提出问题和修改建议,研究会一般持续半天(4个小时)或者一天(8个小时),我听说最长的一次马拉松发表会是从早上10点持续到凌晨2点。在日本3个月时间里,我在研究会发表了2次,和林老师一对一单独发表过1次,林老师给了很多很专业的修改建议。每次参加这么高强度的研究会,感觉很疲累,但是从林老师和研究室同学的身上,我感受到他们的优秀品质以及对学术的热忱,而优秀的人却还很努力很勤奋很拼搏,这是我在东大期间感受最深的一点。看到他们,联想到自己,就没有理由懈怠,沉溺于安逸。

在东大的时间比较短,但还是去旁听了几门课程,比如小森阳一老师讲授的《三四郎》是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小说作品,小说描写的故事就发生在东京大学校园内,东大本乡校区至今还有个池塘,被命名为“三四郎池”,可见其影响力。《三四郎》讲述一个叫“三四郎”的年轻人从一个熊本县的乡野学生考取到东京大学以后发生的故事,小说发生的背景正好是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三四郎的所见所闻所感也正是一个典型日本青年人的遭遇,即在现代文明和现代女性的冲击下的茫然和无措。

我从本科开始读的都是中文系,但在之前的学习中,不外乎从文本细读(也就是文学鉴赏)的角度去解读作品,不然就是用一些文学理论加以分析,但是小森老师解读小说的角度就不一样。他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辅以观察,比如说三四郎和美弥子间朦朦胧胧的爱情,两人最后没有走到一起,美弥子突然嫁人,让三四郎也很迷茫,我在阅读过程中,只是本能觉得三四郎没有理解美弥子的需求和苦楚,所以错失了爱情。但是小森老师的解读就不一样,因为当时日本的法律规定,如果在父母都去世的情况下,哥哥有抚养妹妹的义务,但是哥哥结婚之后,这个抚养义务也就停止了(大意如此)。美弥子正是由哥哥抚养,但在哥哥娶妻之后,她也要寻找出路,但三四郎却无法理解她的处境,更不能救她于水火,所以她只能仓徨嫁给别人。小森老师通过历史和现实角度来研究小说的理路,对我的启发很大,再比如他批判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力作《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就批评了村上带给日本年轻人的不良影响,这股风潮甚至影响到台湾的年轻人,今日在台湾大肆流行的所谓“小确幸”正是由村上春树引领的风潮。小确幸固然有它好的一面,但是年轻人沉溺于这种小确幸,却失去了该有的直面历史的担当和责任,这是小森老师的担忧,也是他批判的地方。而这种通过联系历史和现实的研究角度,正是我想学习的地方,因为以往在中文系的学习中,并没有老师从这个角度做过研究,而且是批判型的研究。

日本还有许多研究台湾文学的学者,比如一桥大学的松永正义老师比较早就开始研究台湾文学,还有他培养的学生,像明治大学的丸川哲史老师等,也从事台湾文学研究。在东大期间,我特地去拜访过丸川老师,因为他做的博士论文刚好和我所研究的时段重合(都是19451949年的台湾文学)。在认真拜读过丸川老师的论文之后,我有针对性地在和他的对谈中提了一些问题,也得到他耐心细致的回答。我还观看了他组织的热闹的帐篷剧,丸川老师甚至亲自登台演出,和他的学生很亲切地打成一片,这也使我感受到的日本老师的亲和力。

在东京期间,恰逢早稻田大学与厦门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我也去旁听了此次会议。杨春时老师在会上做了主题演讲,内容是关于中日学术交流,杨老师提出“东亚学术共同体”的构想,在会上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会议现场,还认识了很多同是中文系研究的同行,在会后我也提交了论文,希望能有机会收入即将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在东大时,还参加了林少阳老师和陈力卫老师组织的第60届“以文会”,这是中国旅日、访日学者交流沟通的平台,在会上,听取了王瑞来老师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潘光哲老师的报告,也认识了很多旅日学者,包括著名的知日作家李长声老师,因为早年我曾经在厦门的一家本地报纸上发表过关于李长声老师作品的书评,所以在“以文会”上一见如故,在未去日本之前,李长声老师所写的随笔散文是我了解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日本还有很多学者也在做台湾文学研究,比如下村作次郎、中岛利郎、垂水千惠等,他们整理出版了许多日据时期文学集,比如“日本统治期台湾文学集”和“日本统治期台湾文学评论集”丛书等,还有像中岛利郎、河原功和下村作次郎编著的《台湾近现代文学史》、中岛利郎的《日人作家的系谱》、垂水千惠的《吕赫若研究》、冈崎郁子的《黄灵芝物语》等专著,目前还没发现有中译本出版,所以国内无法看到这些资料,但却是研究台湾文学很好的学术著作,值得参考学习。此外,东大还有很多报纸刊物的缩刷复刻版,比如《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等,也是国内没有的资料,但却是研究台湾历史和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比如《大阪每日新闻》台湾版,从报刊内容也能看到当时的日本是如何报导台湾的,这些都是台湾文学研究中不可多得的辅助资料,也是我在东京大学期间主要关注和搜集的资料。

关于日本文化,此次访学感受也很深。我住的地方在东京最繁华的内环线——电车山手线上的日暮里,是日本传统的“下町风情”区,也就是平民区,住处附近非常多的神社,在安静的街市上,常常是来自各国的游客。从JR日暮里车站到东大所在校区涩谷站,刚好经过了几个东京最繁华的区块,比如代代木、原宿、新宿、池袋等,还有上野、秋叶原和东京站等,都是东京人流量最大的几个中转站点,也是最为繁华的地方,在人潮涌动的涩谷和新宿,感受到完全不同的日本风情,比如闪烁的霓虹灯,街边在随意卖场的艺人,与人数众多的老龄化人口一起,都构成了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此次访学时间虽短,但收获颇丰,特别是在论文写作角度方面,有所启发,在资料方面,也搜集到一些国内无法见到的资料,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到日本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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