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

蒋小波:贞节与政治:节烈故事与清代台湾的妇女生活

时间:2016年09月02日 作者:管理员 分类:学术论文

 要:台湾早期的节烈故事主要和明清易代之际的政治动荡有关,并体现了史传作者的家国之痛。清政府治台之初就大力提倡节孝,一方面是为了将台人对明郑政权的感念转化为对新政权的认可与支持,同时也出于治理台湾移民社会之风化问题的现实需要。随着清政府旌表范围与规模的逐步扩大,台湾的节烈妇女在人数上急遽上升。同时,清代台湾的节烈妇女具有较广泛的社会代表性,透过她们的节烈故事,可以看到当时台湾的社会状况与妇女生活的面相。

   关键词:清代台湾;节烈;社会风气;妇女生活

一、引  

中国传统历史上节烈妇女研究起源于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其着眼点主要在“反封建”与“反礼教”,揭露妇女被压迫的历史以配合现代的妇女解放运动。20年来,随着中外学者对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开掘,关于中国古代节烈妇女的研究又一次成为热点。当代学者对于中国古代(以明清时期为重点)节烈妇女的研究,一方面肯定与继承了现代学者的启蒙传统与女权意识,同时也在视野、方法以及史料的发掘上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这一领域。和五四时代的学者相比,当代学者更注意对于礼教制度形成的社会背景与经济基础的具体分析;更注重对于意识形态所表彰的贞烈典范与实际的妇女生活状态之差异的分析;更关注妇女的殉节行为与社会动荡(比如说流民、暴乱与改朝换代时期的大规模暴力)之间的关联,也更重视贞节现象的区域、时代与阶级阶层差异;在史料的选择上更重视官方正史之外的民间史料(包括野史、笔记、地方志、采访册、族谱与契约文书等)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民刑事档案的发掘及运用。

遗憾的是,目前大部分学者在研究明清时代的节烈现象时,往往选择这一历史时期最具有文化代表性的典型区域(比如江南地区,或华北、山东、四川等人口密集的核心区域)作为考察对象,而边疆地区仅仅只是作为特例或比较对象偶尔提及。事实上,在传统中国的边疆地区,由于族群多元,文化混杂,社会流动性大,而政教的影响力相对微弱,因而社会风俗的规范化与内地的核心区域相比,具有独特的历史程序。同时,在朝代更替的过程中,边疆地区往往最后被纳入大一统国家的教化范围,这种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不同步与不对称现象,造成了边疆地区贞节话语的多义性与特殊性。以本文试图研究的清代台湾地区为例,作为明清更替之际最后一块坚持奉明朝为正朔的海岛地区,朝代更替所引发的政治危机与道德焦虑如何折射到贞节话语的形成;作为一个由不同来源的移民与原住民混杂的多元文化区域,这块在士大夫眼里“民风浇漓”的海外飞地又是如何逐步建立起规范化的道德标准;同时,清代台湾的节烈故事背后所揭示的妇女生活的真实状况是如何的?这些问题,都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目前,关于清代台湾节烈妇女研究,虽然已有学者进行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但与整个明清妇女史与清代台湾史研究的规模还是不成比例的,随着近年来新方法新理论的输入以及史料的进一步丰富,关于这一题目尚有较大的论述空间。

二、闽人说闽事:易代之际的节烈故事

台湾早期节烈故事,基本上都与明末清初的政治动荡有关,其中最有名的是陈烈女与五妃的故事。故事的背景大概是这样的:康熙二十年(1681年),也就是明郑台湾所奉永历三十五年正月,郑氏政权的第二代统治者郑经去世,遗命由庶出长子郑克臧继位。但是权臣冯锡范联合郑氏诸子在大将刘国轩的默许及董太妃(郑成功之妻,郑经之母)的支持下谋杀了郑克臧,扶植郑经的次子郑克塽继承蕃位,郑克臧的妻子陈氏殉夫而死,史称“东宁之变”。“东宁之变”严重地削弱了本已在清政府“迁界”政策的封锁下变得虚弱的郑氏政权。两年之后(1683年),施琅大军在彭湖打败刘国轩的主力,郑克塽投降,在台的明代最后一位藩王宁靖王朱术桂及其五位妃子殉明而死。

记载明郑事迹最可信的材料,当首推当时当地作者的著作,即所谓“闽人说闽事”。关于“东宁事变”与上述几位妇女殉节的经过,阮旻锡的《海上见闻录》、夏琳的《闽海纪要》、江日升的《台湾外记》以及稍晚郑亦邹的《郑成功传》都有记载,但在详略、主次与叙事态度上则有微妙的差别。阮旻锡基本上认为这一事件的原因是主庶争位,并以郑克塽继位为正统。比如说阮著提到郑经死后,“冯锡范、刘国轩调兵驻承天府,会六官议立嗣。董太妃与诸公子收监国印,克臧不肯与,拥兵自卫。公议以克臧乃乳母所生,奸生子也,非正嫡所出,乃缢杀之;妻陈氏亦自杀”。突出立嗣程序的合法性(会六官议立嗣)与克臧的贪权不放及身份的不合法,并为克塽的继位渲染一种合符民心的气氛:“百官朝贺,群臣涕泣沾巾,众心大慰”。关于克塽的被诛及陈氏的殉死只是一笔带过,对于政权交替的动荡和后来军事失利之间的逻辑关系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夏著虽然也同样强调郑克臧身份的不合法,并以克臧为假子:“初,世藩未有子,嬖妾产女,密取他人子代之,即克臧。其事甚秘,世藩莫知;甚爱之,立为监国。”但是,夏著提到了郑经遗命传位克臧:“世藩临薨,授以剑印,命中提督刘国轩善辅之”,对克臧表示了较多的同情,对于陈氏的殉夫也给予较多的笔墨。郑亦邹在《郑成功传》虽然也沿袭了关于克臧身份的说法,但是认为:“克臧严毅,颇效成功”,事实上已暗示克臧是一位合格的权力继承人,而“诸弟畏之。迨经败东还,永华亦殁,以国付臧。亡何,经死,诸弟扬言曰:‘克臧非吾骨肉,一旦得志,吾属无遗类矣’”。因而诸子的篡位无论是动机还是结果上看,都是对东宁政权的抗清事业的一次严重伤害。然而,在叙述这场嫡庶之争中态度最鲜明,因而也将陈烈女的殉夫行为烘托得最具悲剧色彩的当推江日升的《台湾外记》。比如说他提到在郑经东征失利之后,意志萎靡,朝中诸事,皆委政于监国,而克臧“秉政两载”,行事“刚断果决,有乃祖遗风”,致力于中兴郑氏。以冯锡范为代表的权贵集团则一方面骄奢淫逸,鱼肉百姓,另一方面希图偏安,不思进取,因而对克臧的严峻作风由畏惮而生忌恨,必欲除之。因此,冯锡范集团与克臧的斗争就不再是简单的嫡庶争位的矛盾,而有中兴抵抗派与苟安投降派的斗争。同时,江日升突出了冯氏诸人虐杀监国的过程之残忍,陈氏乍闻监国死讯时的悲愤,以及在绝望之后,赴死意志之坚决与就义过程之从容。


……(全文请查阅《台湾研究集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