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

陈忠纯:《民主潮》与20世纪50年代台湾地区“反对党”运动

时间:2016年09月02日 作者:管理员 分类:学术论文

 要:作为青年党的机关刊物,《民主潮》创刊伊始便关注台湾地方自治与选举,目的是配合青年党参与地方选举以拓展其在台湾的社会基础。但组党运动兴起后,《民主潮》的态度比较消极,他们还是希望通过渐进的努力,逐步成长为强有力的反对党,同时明确将反对党限定于地方选举的层面,这与《自由中国》的主张异趋。“雷震案”发生后,《民主潮》予雷震以同情与支持,但其对组建新党的活动不表赞同。比较《民主潮》等党刊与《自由中国》言论立场的异同,或有助于理解上世纪50年代台湾地区民主运动中错综复杂的政治现象。

   关键词:《民主潮》;地方自治选举;“反对党”

“反对党”的组党运动是战后初期台湾民主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厚。不过,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由中国》及其相关人物,台湾地区本土人士与“反对党”运动的关系,而对中国青年党、民主社会党的研究成果较少。其实,青、民两党是台湾上世纪50年代组党运动的三股主流中的第二股力量,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觑。当时推动民主政治最有影响的“一报三刊”,除了《自由中国》《公论报》,还有青、民两党的机关报《民主潮》《民主中国》等。本文所要探讨的《民主潮》与“反对党”运动的关系,据笔者所知,相关研究更为罕见。

《民主潮》(半月刊)创刊于195010月,是中国青年党的机关刊物。其主要执笔者为朱文伯、夏涛声、叶时修等青年党人,创办人朱文伯是该刊的核心人物。该刊揭橥的旨趣有三:“复国”、“超党派联合反共”、“民主”。由于是党刊,与《自由中国》《公论报》等报刊相比,《民主潮》的党派色彩不利于其扩大社会影响。朱文伯曾向友人抱怨《民主潮》言论没有《自由中国》尖锐,但前者“公教机关不许订,公教人员不许看,书报摊上不许卖”,后者却可以畅销无阻,“火车的书架上也公开陈列,任人取阅”。友人提醒他,关键是《民主潮》后面有个党。不过,因青年党积极参与20世纪50年代的民主运动,《民主潮》作为该党的喉舌,其言论自然受到关注,故依然能成为上世纪50年代台湾地区重要的政论刊物之一。因此,探讨《民主潮》的言论,还须与青、民两党的活动联系起来,才能了解其内在的动机。

一、台湾地方自治选举与政党政治

要厘清《民主潮》与战后台湾反对党运动的关系,首先要探讨该刊在政党政治与地方选举关系方面的言论。1945年台湾光复后,依据“接管后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的计划以及台湾民间的呼吁,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于1946年初举行第一次省、县市、区乡镇各级参议员选举。1950年,国民党因应台湾地方民众的要求,决定实行县市长及省县市议员选举,进一步推行地方自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台湾地方自治与选举成为台湾社会上下最为关注的政治事件之一。

中国青年党在台湾光复初期便参与了地方选举活动,当台湾全面推行地方自治后,该党更将参与地方选举作为在台立足的重要途径。青年党此举既出于其思想传统,也有因应现实需要的考量。该党在大陆时期便主张实行省自治,在政纲中提出“省为最高自治单位”、“实行省县市长民选”等政策,延续其一贯的主张,自然会关心台湾的地方自治,更重要的则是为自身的生存谋出路。由于匆忙流亡至台,青年党失去大陆时期活动发展的组织环境,党员自身抛却大陆原有的产业与地位,多数只能在公教系统求职谋生,仰赖国民党的鼻息生存。换言之,青年党要生存,必须扎根台湾地方,在社会上努力奋进。因此,青年党在台湾“惟一尚有活动余地的是各级地方自治的选举”,故试图在这一方面“尽点力”,争取在台的发展空间。1951年第一届地方选举期间,国民党便注意到,青年党等“友党发展迅速实力充沛,友党在台组织、基础原不坚强,但在此次选举中殊甚注意,其争取候选人之手段与选举经费之宽裕,足资本党警惕”。

1951年,青年党宣布将推行台湾地方自治列为第二政治主张,称地方的“地方自治”与“中央”的“责任政治”,是民主实现的必要条件。《民主潮》创刊后,便配合青年党的活动,予台湾地方自治以高度的重视与评价:“地方自治为宪政的基础,没有良好的地方自治,则宪政便等于具文。”第一次提到对台湾地方自治应有的三点认识时,《民主潮》欲说还休,回避与选举的关系:其一,应与日据时代的地方自治相区别;其二,不可有“区域的观念”;其三,议事与执行机关应依法行事,相互配合。不过不久以后,《民主潮》便开始评论选举问题,此时对国民党的选举政策态度比较温和,正面鼓励多于批评。195012月,朱文伯首次发文评价第一届台湾地方选举,认为相对过往在大陆的选举,认为“选举情况虽未能尽如人意,但大体当属良好……远较过去大陆上各种选举的情形为优,地方自治的前途光明在望,实在值得庆幸”。

为了说明青年党参与地方选举的正当性,《民主潮》将地方自治与实行政党政治联系在一起。在上文中,朱文伯以政府不能从参议院得到足够支持反而多受掣肘、与民主政治的“常轨”“实有未合”为由,倡议实行“两党以上的政党政治”。为此,朱文伯回顾台湾光复以来,议院参议员多数“以抨击政府多提议案博得‘大炮’‘炸弹’等徽号为荣,社会舆论也多此相鼓励,不管是否受得了,是否办得到”,这样一来,参议员似全属“政府之反对党”,无人替政府“解释辩护”。为了让县市长得到议会的支持,稳定政局,朱文伯相信“补救之道只有实行两党以上的政党政治”:因为议会里有“多数政府党的议员”为执政者辩护,政局才可以维持相当的安定性,同时也必须有少数的反对党议员,才能对政府有所牵制,有所监督,“清一色的议会,决不是民主的”。

朱文伯还检讨地方选举本身存在的问题,认为此次选举最大的缺点是没有实行“政党提名”。他强调必须有两个以上的政党参与选举,才能让地方自治走上正轨,“只许一个政党存在,不许他党活动,那是专政,不是民主”。因之,推行地方自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政党组织的合理运用”。不过,台湾名义上虽有国民、青年、民社三个政党,但实力相差悬殊,组织又多松懈,“下级人员且有威吓人民以国民党以外均是反动派者,因而人民多视参加政党为畏途”,这样难以发挥政党政治的效能。朱文伯借助蒋介石及陈诚运用政党政治推行地方自治的演说,称此时是“各政党整顿开展的机会”。


……(全文请查阅《台湾研究集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