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

朱双一 周之涵:精神世界的呈示和心理病症的诊察

时间:2016年09月02日 作者:管理员 分类:学术论文

 要:精神世界的呈示和心理病症的诊察是黄春明小说创作一以贯之的重要视角和特征。早期黄春明受存在主义影响,致力于刻画在压抑政治氛围和刻板教育制度下孤独和苦闷的精神状态。《文学季刊》时期,时代、社会变迁进入作家的视野,他着笔于都市文明侵入农村所造成的心灵创伤和心理病变,并通过开掘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以揭示其深层原因,塑造了阿Q式典型形象憨钦仔,却比阿Q更多了一点生活的笃定、坚强和善良的本性。1970年代,面对美日殖民经济、文化入侵的“新殖民主义”,黄春明刻画部分台湾人洋奴化的思想扭曲以及普遍的物质受益而精神受虐的遭遇,说明在接受西方资本和技术走向现代化时,如何克服崇洋媚外等思想,保持本民族的尊严和精神,是广大第三世界必须面对的问题。

关键词:黄春明小说;精神世界;心理病症;新殖民主义

黄春明是广受瞩目的台湾作家,但以往对其小说的讨论,多集中在他创作旺盛期(1967-1977)的作品,对于1956年12月发表第一篇小说《清道夫的孩子》到1967年1月发表《没有头的胡峰》的早期创作,“谈论者少之又少”,且多以“现代主义色彩”之类一语带过。至于1978年以后转入电影、戏剧、童话、乡土文化等领域而小说创作较少的晚近期,虽有李瑞腾及时指出《放生》等老人题材作品的特殊价值,以及陈建忠评说其回归乡土伦理的企图和徐秀慧强调其“说书人”的特色,但总的说,相关评论还是偏少。小说旺盛期的创作或还可分为两部分。对于《青番公的故事》《溺死一只老猫》《儿子的大玩偶》《看海的日子》《锣》等“纯正乡土文学”作品,论者多称赞其反映了都市兴起、农村破产的时代变迁,以及乡镇“小人物”面对不公平社会所具有的坚忍、勇毅、自尊、怜悯、宽容、牺牲和爱的精神以及生命庄严之感。对于从《苹果的滋味》到《我爱玛莉》的系列作品,评论界则褒贬不一,陈映真称赞它们“丰富、深刻地表现了对于新殖民地化的台湾生活深刻的反省和敏锐的批判”,批评者则认为其讽刺太露,降低了作品的严肃性,“因过于强调民众的反抗之声,而忽略了文学应有的艺术性”。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中所谓黄春明是“公认的擅长说故事的人”、“对于乡下生活的细节了若指掌”、“以宜兰为背景的善良百姓作为描摹对象”、“以土地认同作为文学的主题”等语,也正是评论界一般、普遍对于黄春明的评语。

然而,当我们将黄春明早期、旺盛期和晚近期的小说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便可发现贯穿其不同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十分关注并善于刻画人的内心世界,诊察其心理病症。以往评论界一般将他定位为现实主义的乡土文学作家——这样的作家必然以反映周遭客观现实见长——自然对此特点多所忽略,虽然也有人指出其小说人物“心理上的冲突与郁结也特别微妙”,但仅是局部而言,并未将善于刻画人的内心世界、诊察其心理病症视为黄春明小说创作一以贯之的重要特征。勃兰兑斯尝言:“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可见刻画人的心灵世界正是文学区别于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科学的本质特征之一,或者说是所谓“文学性”的重要内涵。了解到此,才能充分显明黄春明小说的艺术价值和“文学性”之所在。本文试图从文本形象分析入手,从三个方面论述黄春明对当代台湾人的心灵世界的刻画和描写。一是早期和晚近期都着重刻画了人物的孤独和寂寞,只是产生孤独的原因并不一样:早年是源于压抑、窒闷的社会政治氛围,晚近却是由于年轻人离开农村前往都市不回而造成的“空巢老人”的孤困处境,由此反映出数十年来台湾社会的变迁;二是作家试图进一步探究造成人物心理病症的深层原因,因此向中国人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开掘,并由此显示了鲁迅式思想深度;三是新殖民主义批判的系列小说,它们所揭示的当时台湾人普遍的物质受益而精神受虐的遭遇,也具有无可否认的深刻性。通过第一点,黄春明涂染出了“孤独”这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当代台湾的精神底色;通过第二点,黄春明揭示了产生人的精神病症的历史、文化深层原因;通过第三点,黄春明直面冷战、“越战”特定背景下紧迫、重要的现实问题——新殖民主义入侵造成的洋奴化精神扭曲的问题。这样,黄春明通过他的小说生动、形象、全面地勾勒出了当代台湾的心灵图像和精神史,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我们通过这一特定视角考察黄春明小说的意义,亦即在此。

一、刻板教育、都市文明和社会变迁对人的精神损伤

黄春明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了小说创作,早期作品也多以青少年的学校生活为描写对象。《清道夫的孩子》中四年级小学生吉照,因乱弃纸屑、打人等而被老师罚扫教室。他想到同学启新的爸爸也曾打过他妈妈,却不必被罚扫地板,而且有很多钱;自己当清道夫的爸爸,一定是犯了什么错,才须整天扫地,为此他放声大哭。他又想到如果爸爸是个罪人,一定会被同学笑,结果整晚睡不着。第二天上学时果然觉得同学们都在笑他,“越想越怕,返转身大踏步的跑了”。毫无疑问,逃课的吉照今后必将成为“问题少年”。一个原本纯洁无瑕的心灵,却遭不良教育方式所扭曲。

1962年,黄春明在“联副”发表了一系列小说,刻画了一个个沉闷痛苦、抑郁寡欢的灵魂。《北门街》中因大儿子从事非法商业活动而被迫卖掉房子的老人,在该房子发生火灾时冲入火中以命相殉,为的是那里曾有他短暂的美梦。《玩火》中,一位妙龄女郎在巧言令色的陌生男子前失去了警戒心,而“火车继续的奔跑。沉闷仍然蔓延,沉闷中的人们似乎需要更多更能持久的刺激”。《两万年的历史》《把瓶子升上去》中来自大陆的英文老师沦为酗酒者,醉酒后唱“国歌”喊口号,将酒瓶升上旗杆,引来了宪兵队,从他那“蒙着一层灰纱”的眸子中,可以看到“一个孤独的灵魂,在虚无的空间独自低首徘徊”。在这一个个苦闷灵魂的背后,隐约可见当时极端抑压的政治氛围,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多训导主任、宪兵队,升旗唱“国歌”等情事的出现。

《男人与小刀》堪称黄春明早期最重要作品之一。小说主角阳育有一特殊怪癖:拿着一把形影不离的小刀,削几乎所有到他手里的东西,其实是用此来发泄他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怒气:只要“手上的刀子闲着,他很想再拿到什么来破坏,不然,胸口一直有一股沉闷的东西膨胀着,逼得他几乎要发狂”。他的父亲为了挽救即将破产的家业,强迫他与债权人的女儿结婚。尽管父亲说尽利害关系,让他娶的也是个美丽贤慧的好女孩,但他坚持的原则是:“我的婚姻不能没有我的意思。”这当然不是“五四”式争取婚姻自由,而是基于某种存在主义的理念。他苦思冥想着:“我为什么痛苦?因为我活着。”而“人总是渴望自己照自己的意思到磨房推磨子”,这就是所谓的“自我”;但是一般人在本能上的需求还不能达到绝对保障之前,不可能有个健全的自我,而这两件事却要在同一个时间进行,“所以很多人痛苦想死”。最后他无意中用小刀割破了手上的血管,无人救援而死。其实,阳育的痛苦并不全在父亲的逼婚,更在于他人生遭遇的种种挫折——中学时只因撕掉布告就被学校开除,大学读水利工程第一名毕业,却只能在中学里找个“教公民”的位置。这些才是造成他对抗社会心理的最主要原因。


……(全文请查阅《台湾研究集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