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

陈小冲:《台湾民报》与日据时期台湾农民运动 ——以二林事件为中心

时间:2016年09月02日 作者:管理员 分类:学术论文

 要:日据时期,台湾农民深受日本殖民当局、日本资本及台湾本地地主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1920年代台湾农民开始组织起来进行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政治压迫与地主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的斗争。《台湾民报》作为日据时期台湾人的唯一喉舌,勇于揭露殖民地暴政,积极支持台湾农民运动,为农民运动的发展发挥很大的作用。同时《台湾民报》以其犀利的笔锋为人们揭示了那个时期台湾社会的深刻变化。

关键词:日据时期;《台湾民报》;农民运动;二林事件;

日据时期,台湾农民深受日本殖民主义、日本资本及台湾本地地主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1920年代台湾农民开始组织起来进行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政治压迫与地主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的斗争,二林事件即其典型代表。《台湾民报》作为日据时期台湾人的唯一喉舌,勇于揭露殖民地暴政,积极支持台湾农民运动,为农民运动的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本文拟以二林事件为中心,就《台湾民报》与日据时期台湾农民运动的关联及其对台湾社会的分析略做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台湾民报》创刊于1923年,是日据时期台湾民族运动的机关刊物。20世纪初叶的台湾,报纸作为受众最广、影响最大的舆论传播工具,其与殖民统治秩序有着莫大的关联。台湾最早的报纸为创办于1896年(日人所谓“始政”一周年)的《台湾新闻报》,翌年《台湾日报》接着成立,二者均为日本人经营的报纸。1898年为统一台湾舆论,殖民当局将其合并为《台湾日日新报》,成为总督府的机关报。1900年并颁布《台湾新闻纸条例》,规定当局对于报纸除可予以检阅外,有违反统治方针者甚至可以强令停刊,舆论管制十分严厉。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人要创办自己的报纸其困难可想而知。早期的《台湾民报》及其前身《台湾青年》及《台湾》杂志就是不得不于日本东京发行,然后返销回岛内,它是殖民地时期“台湾人唯一自主的言论机关”,被“公认为台湾人唯一的通风窗”。《台湾民报》还在台北的总发行处门口高悬“台湾人唯一之言论机关”匾额,以明示其特质。

《台湾民报》的宗旨为“代表民意,要求民权,拥护民生,执不屈不挠之笔,抱任劳任怨之心。这是我们自创刊以来,始终一贯,丝毫都没有改变的根本精神”。在言论、集会自由遭到严格限制的大背景下,《台湾民报》作为当时台湾民众的独家发声器,坚持真理与正义,针对日本殖民者的言论钳制暴政予以坚决的揭露:“我台湾汉族,自归了日本统治以来,未曾享过自由的人权,自然无所可谓自由的言论。虽是人人各有怀抱相当的思想,但都得不到互相交换的自由。因此之故,本报虽生育于海外天涯,形体又尚幼少,但拥有纯洁的精神所结晶的热血。故不屈威武,不媚权势,极力争执言论的自由,绝对排斥思想的妥协,专以拥护同胞福祉为使命,图谋乡土发达为天职,耿耿此心,始终不变,断非那些岛内寄生的,狂妄的,诈夸的御用报纸所能梦想得到的天籁人声。”秉持这一理念的《台湾民报》无情地抨击日本殖民者的专制政治、经济压榨和思想禁锢,对于台湾民众的反抗斗争,予以积极的支持,其中台湾农民运动即其倾力关注的焦点之一。

日据时期,台湾农业与农民问题日趋严重,农业发展畸形化,农民利益被侵犯,大量农业人口因生产资料被剥夺而沦为无产者,台湾农民与日本殖民当局、日本资本家及台湾本地土著资本之间的矛盾日趋发展、激化,终于在1920年代汇聚为农民的反抗洪流。《台湾民报》对于台湾农业、农村与农民的恶化状况及殖民当局的压迫、地主资本家的剥削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它指出:“台湾是个农业国,所以在于经济上,除此农业之外,则就没有什么大的东西了。台湾生产的大宗‘米糖茶’岂不全的农产吗?而由人口上看来,农业劳动者——据十年度的统计,差不多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七,就可见台湾农民何等的多,在于经济上的关系何等的大。我们在于台湾社会一刻都不可忘记农民问题,而要相当研究了。但是台湾的农民,现在的状况和其生活到底如何?而苟有心于这方面的人,就会知道其苦境了,这种的现象虽说各国皆然,但是我敢说台湾更甚了。‘天然宝库’,‘香稻良材’,皆是褒赏台湾物产的丰富,‘披星而出’,‘戴月而归’,皆是形容农家的勤劳,对于如此的富源,出相当的劳力,当然就可享相当的幸福。那么台湾农家的现状,究竟如何呢?尽牛马之勤劳,粒粒辛苦,所收获的颗颗都像珍珠一般,然农民所吃的什么呢?不过一日两顿黑条条的‘番薯签’,这个就是他们吃的东西,至于他们的衣住和其他一切的生活就不待言了。”

那么,为什么台湾农民终日辛劳却所得寥寥,种植了雪白的香稻却不得不以番薯条为食,这样的“苦境”是谁造成的?答案当然是日本殖民当局和日台地主资本家。《台湾民报》指出:日本的殖民地政策是台湾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根源。“台湾是富有自然天惠的地方,人口又多,所以(日本)领台后不久就变成本国人的放资地殖民地,利用台湾人的劳工来做资本家的生产的工具,例如糖业政策名虽为振兴糖业,其实是招本国的资本家来放资,使其经营多数的制糖会社,强制奖励糖业,而收买甘蔗的价格是要由会社决定的,又不准其卖给其他区域的会社,一面总督府又给会社以种种的补助金,这样的,督府的眼中只有制糖会社而无种蔗糖的农民,纵资本家在台湾横暴任意榨取农民的膏血,这都是尽人皆知的,而且人民虽已知道被榨取之不当,而不平的声浪也一天高似一天,当局却装聋作哑至今还没有做出甚么调和的方法来。”“这些大都无非是要垄断小资本者和生产者的利益,来付给少数的资本家的,是以台湾为牺牲,来饱内地人的私腹的,这是无容疑问的了。”

上揭《台湾民报》在对台湾农业之分析时以制糖业为主要对象是有原因的,如同世界殖民地史所展示的,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发展,同样是以单一种植经济与畸形的工业结构为其特色,表现为农作物高度集中于稻米与甘蔗,工业高度集中于食品加工业——实际上就是制糖业,台湾制糖、明治制糖、大日本制糖、盐水港制糖等等日资企业与林本源制糖等日台合作企业,既占据了台湾的大片土地,又在总督府的糖业政策保护下,拥有排他性的甘蔗原料采取区,广大蔗农则被迫依附于日本资本,深受盘剥。陈逢源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台湾的糖业政策并不仅仅是糖业政策,而且是典型的日本殖民政策的缩影。因此,不了解台湾糖业的实情,就没有资格谈论日本殖民政策的特质。”为此,《台湾民报》将批判的矛头直接针对总督府的糖业政策,并警告日本殖民者一味地偏袒日本资本而压迫台湾民众,必将惹起台湾农民的反抗怒火:“官厅出强硬的手段,使警官强制农民废止种稻改换植蔗”,“警官底强制植蔗,对待业口和农民的暴状,实在目不忍视、耳不堪闻”。“倘若不赶紧改换方法,将来蔗农觉醒起来的时候,一定大不满意,那时必定对会社生出大反抗了。”


……(全文请查阅《台湾研究集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