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项目
刘国深:试论深化两岸政治互信的社会基础
时间:2014-12-17 浏览次数:5

中评社12月16日电/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刘国深在《中国评论》月刊11月号发表专文《试论深化两岸政治互信的社会基础》,作者认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台湾真正走出“民主泥淖”之前,台湾社会在具体的两岸政治互信议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和主张是正常的,大陆方面要看主流,看大趋势,对不同意见抱持尊重、关怀、不纠缠的态度理性面对,在相对的政治互信基础上,大胆地推进两岸民间社会的交流合作,以为深化两岸政治互信营造更加健康稳定的两岸社会基础。”文章内容如下:

两岸政治互信指的是海峡两岸政治行为者之间,彼此理解和关照对方情感和利益需求的稳定且可预期的心理状态。依照政治互信的强度不同,两岸政治互信可以由低至高区分为“基础性政治互信”、“成长性政治互信”和“融合性政治互信”三个不同层级。①

  两岸政治互信有助于双方逐步化解敌意,增加互信、增强共识,为两岸人民提供更加良好的交流交往环境。而两岸社会整合的深化和两岸生活共同体的重建,又将反过来增进两岸政治互信,形成良性回圈的局面。

  本文所称的“社会”是狭义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主要指具有一定历史底蕴和比较密切的利益、情感和文化联系,明显区别于其他可参照人类共同体的人类生活共同体。这一生活共同体以人际关系和组织为主要表现形式,与包含政治系统、经济体系的广义的社会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又相对独立于政治系统和经济体系。 

两岸政治互信之相对性

  之所以要强调两岸政治互信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因为任何特定时期的政治互信都是两个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预期,这种相互预期往往是动态变迁的。历史阶段和情境不同,两岸关系政治互信的主体和具体内容也不一样,相互信赖的强度也不一样,不能将两岸政治互信绝对化。政治互信的主体可以是两岸双方决策者,也可以是两岸相关政治结构,当然也可以是两岸双方社会体系;政治互信的内容可以是国家、领土、人民、政府(政权)和主权层次的议题,也可以是政治文化层面的议题,甚至可以是某一政策层面或政治行为等议题。由于时空环境不同,需求的重点不同,承载两岸政治互信的主体和政治互信的标的物也不同。如果我们不具体区分时空环境条件和具体的需求重点,双方可能就无法形成“视域的重合”,双方就无法准确判断是否已经达成互信,人们可能因为“求全责备”或“漫天要价”而错失信任与合作的机会。

  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既不能泛泛而谈,也不能僵化和绝对化。泛泛而谈将使政治互信没有可操作性,解决不了具体问题;绝对化则会使双方难以产生包容、信任和合作理性,甚至对两岸关系产生悲观情绪。我们在讨论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时,首先要定位清楚互信的主体,其次要聚焦互信的议题,第三要合理设定互信的强度要求。如果依然无法达成互信,就要研究双方是否存在社会基础的问题。

  首先,必须确定特定时空背景下与特定议题相关的政治互信行为主体。有些议题的政治互信行为者是双方领导人,有些议题需要双方的执政团队之间达成互信,有些议题需要双方各政党和政治派别之间建立互信,有些议题则与两岸社会主体间的政治互信相关。不论是台湾还是大陆,社会现实是多元的,任何政治性议题都不可能得到所有的政治人物、党派、阶层和民众的认同,绝对的政治互信不可能、也不必要的。

  其次,需要确定特定时空背景下双方寻求的政治互信标的物(特定议题)。两岸政治互信的标的物繁多,包括民族感情、国家认同、政权关系、共同事务的政策选择、群体关系等。这些不同的政治互信标的物往往不是同步发展的。对于绝大多数两岸民众来说,中华民族的概念内涵包容性很大,两岸之间谈不上民族互信的问题。两岸之间法理上的领土、主权和人民关系指涉对象完全重迭,不存在国家互信问题。极少数人对两岸之间的民族情感、国家认同有不同意见,有些是以偏概全的知识结构问题,更多则是政治操作的假议题。部分人有不同意见本来就很正常,两岸关系不必随之起舞,更不可被“绑架”。

  两岸之间比较现实的问题是同一国家内部的两个政权之争问题,两岸之间的政权之争可以选择战争的方式解决,也可以选择和平的方式解决,现在看来是和平的道路得到两岸主流社会支持。两岸双方自称为政府,视对方为国内的敌对/对立/竞争的另一政权。基于一国之内两个政权之争的政治现实,两岸走向和平解决之路就必须处理好两个政权关系的彼此定位和相处之道的问题。笔者认为,双方在短期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两岸政权并存局面的条件并不成熟,双方都不愿意采取激烈的方式改变这样的局面。因此,我们目前面对的是如何将敌对的政权关系转化成既竞争又合作的政权关系。在两岸政权关系从敌对转进到对立,从对立转进到良性竞争,从良性竞争转进到有序合作的过程是长期的,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智慧。在这一过程中,两岸双方会面临大量具体的政治互信议题要解决,其中包括军事安全互信机制、两岸共同事务合作治理以及涉台外交空间的安排问题等。 

第三,合理设定两岸政治互信的强度预期。虽然两岸双方都有意透过和平发展的方式解决两岸分歧,但两岸政权之争的性质在两岸终局政治安排形成之前不会消失,即使两岸政权关系告别对立、进入良性竞争阶段,双方互为主体的格局还将持续,一些问题可能还无法立即得到解决。因此,两岸双方的政治互信只是相对的,有些议题的互信程度很高,有些议题的互信程度可能不尽如人意。即使是高强度互信的政治议题,也很难呈现出全员一致的面貌。对此,双方还是应该着眼大局和趋势,相忍为国,彼此包容,给对方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不要因为某些政治互信行为主体或某些具体议题的政治互信强度不如人意或存在杂音就轻言放弃。

  诚如朱卫东所言,“当前,两岸关系虽然获得了很大改善,但政治互信的水准仍然很低,两岸只是建立了初步的政治互信,无论是国共两党之间、还是两岸当局与民间社会乃至领导人个人之间仍缺乏足够的信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仍然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②。笔者的观点是,目前两岸的政治互信度总体上仍处在基础性政治互信阶段,虽然有些行为主体和议题已进入“成长性政治互信”阶段,但两岸关系远未进入“融合性政治互信”阶段。由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尤其是社会基础还很不牢固,两岸各界对具体政治议题的互信度存在差异是常态,这样的情况基本上符合现阶段两岸关系实际情况。

          深化两岸政治互信的路径选择

  目前两岸关系的大环境是比较好的,双方都没有采取激进方式解决分歧的倾向,双方主流社会都有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的底线意识,双方都已体认到合作比对抗更有利,而且都有求同存异的精神,双方都意识到可以互相给予对方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以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因此笔者认为,两岸政治互信的深化是可以预期的。除了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空间问题外,还需要开拓视野,增加新的可能路径。两岸政治互信的深化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政治磨合工程,双方既要建立起足够的自信,又要有足够的理性。基于这样的认识,深化两岸政治互信的路径就不是“自古华山一条路”,而是有可能多轨并进。我们既推动精英互信,也可以同时推动青年人互信;既可以推动公权力部门的直接对话,也可以同时推动民间社会的融合共生。我们既可以尝试从高阶政治议题的对话,也可以从低阶的共同事务合作治理入手,培植两岸政治互信的社会基础。

  并不讳言,过去我们曾经更多地寄希望两岸公权力部门间建立政治互信,如领导人之间、国共两党之间、两岸两会之间、两岸事务主管部门之间等,这一路径有其合理性和特殊重要性。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最近在三藩市表示国共两党、两岸双方加强了政治互信,双方巩固了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国民党多次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出积极表态,台湾当局也多次重申“两岸不是国际关系”,对内对外都不会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张志军认为,双方“联系沟通机制的建立,对两岸双方加强沟通,增进瞭解和互信,妥善处理和解决两岸交往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共同推进两岸关系发展,提供了有效管道”③。类似这种公权力部门及其代表人物之间自上而下地通过接触商谈、相互让步等方式,直接有效地建立起两岸公权力部门间一定的政治互信,推动了两岸关系的发展。 

在两岸政治互信的议题方面,台湾方面也非常重视高阶政治议题的进展,并且认为是当前深化两岸政治互信的关键。台湾新生报社论指出两岸不能坐着等政治互信从天上掉下来,而必须通过具体的实践来创造政治互信。其中关键在于,两岸能够通过顶层设计的安排,化不可能为可能。迄今为止,“九二共识”及以其为基础的“一中框架”或架构,都只能用于两岸之间,但两岸关系不只涉及两岸,还会涉及国际,如果,两岸可以共同将“九二共识”及以其为基础的“一中框架”或架构用于国际,那么,两岸的政治互信才算真正获得确立与巩固④。对于台湾方面希望参与国际活动的迫切需求,相信绝大多数大陆民众是无法体会到的,大陆社会的主流的意见仍无法接受两岸双方代表性政治符号同时出现在国际场合。除了双方决策层要以创新思维寻求解决办法外,如何化解大陆社会的疑虑也是需要重视的问题。

  随着两岸关系逐渐进入深水区,我们更加深刻地体认到,两岸公权力部门间以自上而下方式深化政治互信的工作已经越来越困难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两岸民间社会的支持度不够,动力不足。甚至民间社会的相对滞后已经成为影响两岸政治互信进一步深化的阻力,因为两岸民间社会在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已经使得某些政治人物可以据此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为反对而反对”的政治把戏,成功地牵制两岸公权力部门之间的政策互动。他们可以轻松地把责任推给民间社会,谁又能强有力地反对呢?

  今年上半年,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与苏起、程建人、焦仁和、洪奇昌、陈明通、张五岳等共同提出了“大一中架构”新主张。本来这一团队的结合是很有创意的,这一主张也闪现出创意的思想火花,只可惜由于这一主张在表述上仍然不能跳脱“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言语障碍,受到大陆学者几乎一边倒“吐槽”。有大陆学者直截了当地指出,该主张“将对两岸民众形成误导,进而引发两岸进一步的对立,削弱两岸的政治互信”⑤。其实包括该学者在内的很多大陆学者也已经看到了“大一中架构”某些创意成分,同时也感受到台湾社会大环境还不足以让台湾的有识之士于公开面对两岸领土主权和人民意义上同属一国的政治现实,他们仍然必须以“国与国”的形式来指代两岸关系。

  因此,两岸政治互信的深化不能局限于公权力部门,更不能局限于精英阶层,民间社会的相互理解和包容也很重要。民进党人张百达注意到了两岸政治互信的多面性问题。他说两岸关系错综复杂,除了经常讨论的政治关系外,实亦包含许多其他层面的关系。因此,不仅政治层面需要互信,其他包括经济事务、安全领域乃至两岸民间日常互动,都需要逐步建立互信,巩固互信,进一步深化累积双方的互信基础。否则,若只谈政治互信,而其他层面的互信则不断遭受侵蚀与损耗,如此不仅导致政治互信难以深化,甚至将随之动摇。也就是说,政治互信固然有其优越性,但若无其他各类互信基础加以支撑填实,政治互信终将难以稳固立足⑥。笔者更注意到他所提出的两岸民间日常互动问题。 

从两岸签署“服贸协议”后台湾社会的反应来看,民间社会与公权力部门之间的认知存在明显的落差,虽然“反服贸运动”未必是台湾多数人的意志,但至少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到了需要加大力度改变两岸民间社会环境的阶段,自下而上的力量支撑的强化,对于两岸政治互信的深化非常重要。与邻近的朝韩关系相比较,海峡两岸之间的关系发展要顺畅得多,这两组关系虽然性质不同,但解决问题的思路还是有相互借鉴意义的,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两年韩国大批专家学者络绎不绝地走访海峡两岸的原因。曾几何时,海峡两岸公权力部门还在进行激烈的舆论斗争,朝韩两国的领导人却早就拥抱了;但是,另一幅景象却是,两岸公权力部门的较劲似乎没有阻止两岸民间社会的密切交往,而朝韩双方的民间关系几乎仍然停留在冰封阶段。笔者无意否定公权力部门和领导人之间建立政治互信的重要性,所要强调的是,民间社会的交流交往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海峡两岸政治互信的社会基础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需求相比较,还是存在较大差距。过去30年两岸政治互信的进展离不开两岸社会基础的支撑,但两岸社会40年隔绝造成的社会断层也蓄积一定的反向力量,两岸民众的认知结构、情感结构和价值体系存在明显的差异,使得政治人物得以操弄政治对立,以两岸议题恐吓选民,获取短期政治利益。两岸断裂社会的再弥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重建两岸生活共同体,只有在两岸生活共同体的基础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才能巩固和深化,最终达成认知、情感和价值体系的相融。

          两岸生活共同体的内涵与功能

  无论两岸有多少差异,都只是地方性的问题,除了政治层面,大陆各省市之间许多地方之间的差异大于台湾与大陆江南地区的差异,台湾与福建在闽客民系上的关系之密切无与伦比。我们可以从地缘、血缘、文化、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等不同角度发现海峡两岸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两岸分离的经历并没有从根本上摧毁这些关系,恰好也说明了两岸命运共同体有着深厚的根基。经过30多年的交流交往,两岸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社会关系等各方面都在恢复、重建和深化进程中,我们没有理由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景感到悲观。

  两岸生活共同体的内涵包括比较密切的经济关系、文化关系、政治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目前的问题是,受到长期政治对立的影响,两岸民众、尤其是中青年民众之间非常缺乏共同的生活经验,双方之间既缺乏理性认识,也缺乏感性认知,两岸生活共同体的重建还处在初始阶段。经济关系无疑是两岸生活共同体最重要的基础,目前两岸的经济关系已经相当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很难想像有着2000亿美金规模的经济关系可以被取代。两岸的文化关系早已浸透两岸人民的内心世界,没有哪一组新的关系可以比两岸文化共同体更加深刻。两岸的政治关系基于两岸的历史、法理和现实,虽然政权对立尚未结束,但并不能改变两岸政治共同体的性质。 

两岸生活共同体更主要地是体现在两岸密切的社会关系上,且不说两岸历史上的社会联结关系,近30年的两岸经济、文化和人员往来已经形成了所谓的“两岸族”。这些生活在海峡两岸的生意人、文化人、青年学子、走亲访友的人,加上大量的游客,把两岸社会自然地连接在一起,带给海峡两岸活力与繁荣的正能量。今天的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已明显不同于30年前,双方的交流交往一直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对方。特别是中国大陆,受惠于两岸交流合作,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取得巨大的成就。

  经验告诉我们,在两岸社会整合之前,高度的两岸政治互信只会是空中楼阁。只有当两岸的民间社会整合成为一个正常的生活共同体后,两岸人民才会有共同的认知、情感和需求,也才会有共同的社会规范,也才会有政治共同体的体认。大陆学者沈惠平指出由于两岸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的差异,当两群不同生活习惯、说话方式、思想方法、历史教育的人碰撞在一起时,就会形成一道无形的“心墙”即“你和我不一样”的感觉,这样的感觉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强化成不同的认同心态⑦。两岸政治不互信的社会基础正是1949年以来两岸社会断层造成的,深化两岸政治互信困难正是两岸生活共同体被撕裂的后遗症。笔者相信,随着两岸生活共同体的重建,目前看来非常困难的政治分歧有可能迎来柳暗花明的崭新局面,让两岸民间社会的正能量释放出来,两岸政治互信的深化将变得更加顺遂。

  大陆学者王建民认为海峡两岸需要通过广泛的社会接触、交往与交流,以促进海峡两岸的相互瞭解与社会融合,实现两岸社会的共同进步与发展⑧。台湾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成熟度高于中国大陆,这是不争的事实,台湾社会曾经经历的阶段大陆方面很可能也要经历,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中国大陆都要以台湾社会发展为师。正如台湾学者所指出台湾民间存在许多“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简称NPO),或可作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的重要场域。举凡像是生态保育、消费者权益、劳工权益与职场安全、上班族白领阶级权益以及社区发展等等各种存在于两岸庶民社会的共同议题,均可透过增进双方交流以分享彼此经验与成果。而带有公民意识及进步价值的两岸民间交流,将比诉诸传统民族、血缘关系,或基于追求经济利益的两岸经济活动,更有助于发展建构两岸民间的社会联系⑨。相比较台湾地区,大陆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不可能完全像今天的台湾,民间社会力过于强大,造成公权力不张,社会失序的局面。中国大陆的民间社会力正在快速成长中,未来可以成为公权力的有效补充,成为社会治理的正能量。随着两岸生活共同体的形成,两岸民间社会力也可以在两岸共同事务合作治理方面发挥正能量。

  必须强调的是,两岸生活共同体的重建要彼此尊重,要把选择权更多地保留给两岸人民。笔者同意陈先才的观点,两岸特色的民间社会融合,必须要结合两岸的实际情况,要把人作为最重要的资源,因为两岸民众在跨境流动过程中自己会进行比较,让民众自己去选择去判断⑨。现阶段两岸生活共同体的重建仍处于“补课”阶段,两岸民间社会关系要尽快从不正常走向正常的状态。为此,两岸公权力部门可以主动作为,检讨现有的与两岸人民交流交往相关的各项规定,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尽可能便民利民,减少两岸人民往来的成本,以利于两岸生活共同体的早日正常化。未来两岸生活共同体的发展必将对两岸双方的社会治理模式带来新的挑战,两岸人民将在共同的利益、文化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共同的政治要求,到那时,深化两岸政治互信的社会基础将更加扎实稳固,两岸之间高阶的敏感政治议题就有可能在两岸高度政治互信的基础上得到更好的解决。 

 结 语

  两岸政治互信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现阶段只要维护好两岸政治关系的法理基础,建立基础性的政治互信即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在不挑战两岸之间的人民、领土和主权关系的前提下,双方可以在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差异方面展现出更大的耐心和包容。尽管台湾社会发展先行一步,但两岸双方在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上还是各有所长的,正如陈孔立所言两岸现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应当和平共处,各抒所长,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双方要以进步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模式,共同建构新型的生活方式,造福于两岸人民⑩。2000年以来的台湾政治变化已经证明,片面过激的言行对两岸民众来说意味着紧张和不安,不利于两岸生活共同体的重建,也不利于两岸政治互信的提升。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台湾真正走出“民主泥淖”之前⑪,台湾社会在具体的两岸政治互信议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和主张是正常的,大陆方面要看主流,看大趋势,对不同意见抱持尊重、关怀、不纠缠的态度理性面对,在相对的政治互信基础上,大胆地推进两岸民间社会的交流合作,以为深化两岸政治互信营造更加健康稳定的两岸社会基础。

  ①拙文,“增进进岸政治互信的理论思考”,台湾研究集刊,第6期〈2010年〉。
  ②朱卫东,“对进一步增进两岸政治互信的战略思考”,台湾研究,第1期〈2012年〉。
  ③“张志军在三藩市侨界招待会的讲话”,http://news.ifeng.com/a/20140906/41890164_0.shtml
  ④“两岸政治互信须通过具体实践”,台湾新生报,2014年3月19日。
  ⑤“擅提五项原则,削弱两岸政治互信”,http://www.huaxia.com/thpl/sdfx/3907572_2.html
  ⑥张百达,“增强两岸政治互信的路径选择”,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thyj/article_2012100968893.html
  ⑦沈惠平,“社会认知与两岸互信的形成”,台湾研究集刊,第1期〈2013年〉。
  ⑧王建民,“海峡两岸社会发展差异及因应策略之异同”,文见周志怀主编,积淀·跨越·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成立卅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页529。
  ⑨陈先才,“两岸特色民间社会融合问题研究”,台湾研究集刊,第4期〈2014年〉。
  ⑩陈孔立,“台湾生活方式解读”,台湾研究集刊,第4期〈2014年〉。
  ⑪“深陷呛声泥沼里的台湾民主”,联合报,2009年4月26日。

Top